课堂上，我问了一道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有同学兴奋地回应：「那是一道很『通识』的问题哟」。我请该同学先回答问题，再顺道讨论「历史」和「通识」的关系。
上学期考试前夕，有同学问：「黄SIR，我需要用答通识的方法来答长问题吗？」我问他何谓「答通识的方法」，他答曰「正反论证」。改卷时发现，他的作答史实具体恰当，论证也对确而有说服力。
新学制下，DSE同学似乎在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待人处事等方面都较A-Level同学逊色，甚至有人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但我更信「一代不同一代」。DSE同学和A-Level同学十分重要的差异是：DSE同学必须修读通识教育科。这是整体考量他们时一项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
细阅2014年中学文凭试通识科的试题，该科考核的范畴似乎相当广泛。卷一必答题问及考生对香港游行活动的看法，并要求参照数字解释香港社会哪两个核心价值出现矛盾及其引致的后果是否日趋严重。必答题另外两道题目则涉及能源和酣酒问题。卷二的三道延伸回应题则关于中国国力、黄鸭与港人集体回忆，以及光害问题。按教育局所述，通识教育科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时事触觉，更指它对学生修读大专程度的不同课程皆有裨益。当然，这只是理论层面的良好愿望，实际效果值得进一步观察。
为此，我也曾向一些DSE同学了解通识科的学习经验对他们研习学院历史科目有何影响。同学多认为，通识科「现代香港」和「当代中国」两个单元的内容为他们累积零散的简单历史知识，而学院历史科目则提供完整而具体的说明。事实上，宏观的历史角度有助合理分析和评价「港独」、「中港矛盾」等他们感兴趣的通识议题。
通识科对DSE同学在知识、技能以及态度方面有什么影响？又为我们教学带来什么启示？这或许也是一道很「通识」的问题。